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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背景下中日進步女性作家戰爭敘事主題與形式述略

作者:未知

   摘 要:文章通過梳理總結抗戰背景下中日進步女性作家和作品創作情況以及研究現狀,重點歸納了中日進步女性作家作品中吶喊疾呼、純情敘事的戰爭表現形式和底層書寫、女性關照的戰爭敘事主題。表達了中日女性作家在抗戰特殊時期體現的人文關懷、底層關懷、女性關懷、家國關懷的文學追求。
   關鍵詞:抗戰背景;進步女性;純情敘事;底層書寫;女性關照
   中圖分類號:I106-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20)02-0056-06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于抗日戰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戰時期的經濟政策、抗戰時期的外交關系、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的暴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等方面。而對于“以筆為器”,來喚醒一批批沉睡的國人不做亡國奴,為國家的興亡而奮斗的作家卻較少。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內涌現出的一大批進步女性作家,如丁玲(《夜會》《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壓碎的心》等)、蕭紅(《生死場》《北中國》《逃難》等)、馮沅君(《煙火人語》《〈踏進傷兵病院〉的回響》《反省吧,被侵略的人們》等)、梅娘 (《最后的求診者》《花柳病患者》《追》等)、白朗(《生與死》《輪下》等)等,她們以女性特有的細膩,在書寫愛國情懷、謳歌前方將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腐敗方面表現出獨特的創作取向與藝術追求。與此同時,抗日時期的日本也同樣涌現出一批如綠川英子(《愛與恨》《黎明的合唱》等)、創作前期的與謝野晶子(《你不要死》)、創作后期的林芙美子(《暴風雪》《雨》)等進步女性作家。隨著中國左翼文學的發展,這些作品也被大量譯介,進入中國文壇。她們通過創作來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徑,表達了對戰爭的反抗和對和平的向往。這些反戰作品不僅凝聚了同時期中日女性共有的創作思想,也反映了中日普通大眾對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之情。
   一、抗戰時期中日進步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現狀
   (一)學者們對中國和日本單方面的進步女性作家研究較為系統,尤其是對于中國抗戰時期女性作家研究較多。比較有代表性碩博論文有:沐金華《論戰爭背景下的40年代女性小說》(南京師范大學,2005)、張毅《從五四到抗戰:中國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山東大學論文,2007年)、李彩《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女作家抗戰小說論》(揚州大學論文,2008年)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有:邱田《近四十年來抗戰時期淪陷區女性文學研究述評》(蘭州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陳紅玲、謝莉君《丁玲抗戰時期文學創作對女性話語的堅持》(邵陽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趙蕾《淺析抗戰時期大后方的女性散文創作》(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顧蕾《從〈戰線〉看戰爭報告文學的女性書寫》(外國文學,2016年第5期)等。這些學術論文首先集中在對抗戰時期中日女性文學的創作進行系統性的梳理與整合;其次,主要集中在對抗戰時期女性創作的生活經歷、思想內涵、作品深意以及創作觀做進一步的分析;再次,對于女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給予了重點關注,比如雷霖《現代戰爭敘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1894-1949)》對于1894-1949年期間戰爭敘事中的女性形象進行全面梳理,進而揭示戰爭、民族、文化等因素對于女性生存及創作的影響,反映了抗戰時期女性作家性別意識的覺醒與獨立。國內對于抗戰時期日本女性小說研究主要有:李曉霞、徐義紅《記憶篩選與歷史重構——日本女性作家的戰爭敘事》(渤海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劉春英《戰后日本女性文學萌生的時代土壤》(外國問題研究,2009年第2期),劉振生《“反戰文學”的鳳與凰——抗戰時期日本作家鹿地亙、綠川英子在華文學活動集萃》(安徽文學,2015年第10期)等。這些論文以日本特定的歷史、社會背景,來分析日本女性在創作中的情感、意識、信仰等問題,為中國學者了解日本文學提供了新的思路與見解。
   (二)對于中日抗戰時期進步女性作家創作研究中,對于單個的作家研究較集中,體現了對個別女性作家人生觀、價值觀、戰爭觀的關注趨勢。比如孟娟《女性神話的消解—林芙美子與張愛玲的女性書寫》(遼寧師范大學論文,2013年)主要以林芙美子與張愛玲為切入點,分析比較中日女性在父權社會制度下的生存狀況。王勁松《侵華文學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戰爭觀——以林芙美子〈運命之旅〉為例》(重慶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以林芙美子寓華期間創作的描寫南京淪陷的小說《運命之旅》為例,分析了侵華文學中“他者”形象的成因及日本女作家的戰爭觀。
   (三)對于中日進步女性作家的創作生平、經歷、文化背景的分析方面較為豐富,主要有王勁松博士的論文《殖民異化與文學演進—侵華時期滿洲中日女作家比較研究》(四川大學論文,2007年)。該論文在大量的原始文獻的考證基礎上,通過闡釋蕭紅、白朗等女性作家在偽滿期間的文學活動,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日本婦德文化觀等對殖民地婦女的灌輸和奴化等內涵。李丹丹的碩士論文《二戰時期的重慶抗戰小說與日本反戰小說的比較研究》(重慶師范大學論文,2006年)主要將二戰時期的重慶抗戰小說與日本反戰小說進行比較,通過對二戰時期重慶文壇與日本文壇的狀況進行分析研究,進一步論述二者在政治環境、民族心態、戰爭文學傳統影響下導致的不平衡的發展和最終的不同結局。
   總體來看,國內學界對中日抗戰時期女性文學研究,主要集中對中日單個國別在抗戰時期女性創作的梳理與整合,對于中日女性文學創作比較研究主要以單個作家作品比較研究為主,呈現出“單個化”與“獨立性”的特點,缺少相互之間的聯系與互動,缺少對特定時期“女性作家群體”的系統性關照。文章通過對抗戰時期中日兩國進步女性作家作品的敘事主題和表達形式的研究梳理,可以準確地把握中日兩國女性作家對于戰爭問題的思考,加深對她們作品內涵的理解,進而彌補抗戰時期中日女性文學研究的缺失角落。
   二、抗戰時期中日進步女性作家作品的戰爭敘事形式
   抗戰時期,在日偽法西斯文化專制下,中日兩國的進步女作家在險惡的環境中,以筆為戎,以聲為矛,維護正義,堅決反戰。為世界和平奔走呼號,同民族榮辱休戚與共。她們以隱晦曲折的方式表達抗日情感,文學創作呈多元化態勢,在反戰思想的表達形式上進行了多方探索。    (一)吶喊疾呼
   二戰時期,德意日法西斯主義者橫行霸道,拋棄理性發動戰爭,威脅著全世界的和平。綠川英子等中日女性作家親眼目睹了日軍的殘暴罪行,親身感受到戰爭帶給兩國人民的災難,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有著切膚之痛。她們用真摯的情感宣傳反戰、呼喚和平與民主。綠川英子寫了大量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罪惡的反戰作品,如《暴風雨中的細雨》《中日兩國婦女攜起手來》《她們在戰斗中前進》《日本——野蠻統治下的國家》等。她也常赴日本戰俘營,向她的同胞們宣傳戰爭的罪惡與和平的美好。 她甚至大聲疾呼:“作為一個婦女,一個人,我只是本能的渴望和平!”
   1938年6月8日《新華日報》上刊登了綠川英子的文章《愛與恨》。文章寫道:“我憎恨,我竭盡全力地憎恨在兩國人民之間進行的那種屠殺。他們之中誰成了犧牲品,我都會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我的心呼喊著:為著兩國人民,停止戰爭”。“我愛日本,因為那里是我的祖國……我愛中國,因為它是我新的家鄉……我憎恨,我竭盡全力憎恨正在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軍閥。”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綠川英子為日本軍國主義給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而羞愧:“假如我有兩個身體,我就要到前方的日本軍隊去,同他們好好地談談,不讓他們屠殺中國兄弟。”這是綠川英子在廣播稿中的真情流露,愛憎之情溢于言表。綠川英子的行為獲得了最高酬答,1941年7月27日,在重慶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聚會上,周恩來總理稱她是“日本人民忠實的好女兒,真正的愛國主義者。”
   同樣對日本侵華戰爭持反對態度的還有早期的與謝野晶子。日俄戰爭期間,晶子的弟弟籌三郎應召入伍,被派往戰場。對生死未卜的親人甚為掛念的晶子在《明星》上曾發表了一首題為《你不要死》(1904年)的長詩:“嗚呼!吾弟,我為你哭泣,千萬莫要送命去。……春暉庭訓遵正道,難道教你去殺人?……吾弟切勿去送死,君王逍遙復逍遙。讓你替他去灑血,讓人殉在虎狼道。……君王若有愛民心,當何思于此一切。……”
   詩中不僅表達了對弟弟的思念之情,還流露出了厭戰情緒以及對天皇的質疑。這首詩當時被視為是批判日本戰爭政策的反戰詩,她被罵稱為逆賊。但她英勇無畏地與那些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可就是曾經流露出厭戰情緒和有過反叛精神的晶子在若干年后,日本發動“上海事變”之時,卻發表言論“贊揚”日本侵略軍,極盡美化屠殺中國人的日本侵略者,與詩歌《你不要死》中掛念弟弟的生死,強烈批判戰爭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意識截然不同。
   日本侵華戰爭使中國在各個方面甚至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們的人生走向,均發生重大轉變。“抗戰時期的內遷不僅是一場空前絕后的我國高教事業和知識精英的戰略大轉移,也是抗戰時期發生的我國工業、人口和經濟文化重心西漸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痛苦的漂泊經歷,使馮沅君為代表的一大批知識分子被拋離了慣常的生活軌跡,使她的文學書寫重在為抗戰建國不遺余力地吶喊。漂泊期間,馮沅君創作了《撤退》《從女漢奸說起》《煙火人語》《昆明的秋》等。
   作者在《煙火人語》中寫道:淪陷區內中國人的抵抗激起了敵人的放火,敵人時常放散煙幕彈,以至煙火遍野。……夜間是火光熊熊,白天更是煙柱摩空。流離的生活使得我終日與風爐為伍,渾身上下充滿了煙火氣息。從國到家到個體,都處于揮之不去的煙火之中。《〈踏進傷兵病院〉的回響》中,她斥責那些不愿意為抗戰傷兵書寫家信的人,她號召廣大民眾對抗戰的熱情要善始善終,始終斗志高昂,要像落水者對于所抱的木板那樣不放松地固執,要為傷兵竭盡所能地做好各種服務。在《反省吧,被侵略的人們》中,她一方面提醒國人不要盲目樂觀,不要驕奢淫靡,不要心存僥幸,而應該好好反省,傾其所有,全力抗爭。縱觀馮沅君的系列作品,可以看出,她是個純純粹粹為抗戰不遺余力鼓與呼的愛國戰士和宣傳者,她的作品,匯入了吶喊的洪流。
   (二)純情敘事
   所謂純情敘事,既指作品中人物形象生活的真實純粹,又指作者以冷靜嚴肅的態度進行敘事,表現的熱烈而含蓄,分寸得當。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發動了大規模軍事進攻,上海成為“孤島”,1941年,上海全面淪陷。淪陷后,上海作家們處境異常艱難:作品大量被查被禁,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出版機構被取締,更麻煩的是日偽加大了對在滬作家的拉攏。鄭振鐸在抗戰勝利后追記道:“我們被密密的網羅覆罩著;我們的朋友里,有的殺身成仁,為常山舌,為文氏頭,以熱血寫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歷盡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瘡疾滿身,永生不愈。”[2]
   即使是在這樣艱苦緊迫的情況下,上海女作家們寫出的也不是“親日”“共榮”“歸順”“附逆”,相反,所作故事“不講技巧,而自然平穩,故事不求夸張,而逼真切實,在平淡中見深刻,在樸素中寓美麗,沒有刺激的力”[3]。女作家的純情與作品世界的純真卻是不鮮見的。我們可以從張憬、周煉霞、汪麗玲、施濟美、練元秀、張愛玲、蘇青等人的作品中窺見一斑。張愛玲的《傳奇》《傾城之戀》《半生緣》《金鎖記》,蘇青的《結婚十年》《續結婚十年》《浣錦集》《歧途佳人》,施濟美的《鳳儀園》《鬼月》《十二金釵》,鄭家璦的《逝去的晴天》《她和她的學生們》, 練元秀的《紫》《決斗》《奇遇》,邢禾麗的《歧途》《睡蓮》《上帝的信徒》,楊依芙的《藍色的多瑙河》《圣保羅教堂的晨鐘》《燈塔》等,“在對于知識女性面對愛情、婚姻、事業和自我獨立所面臨的困境問題的看法,她們的創作都有了新發現,實現了一種似乎與戰爭無關的純情”[4]。
   練元秀的小說《紫》描寫剛新婚滿一年的維德,一天意外收到大學同學李可揚的消息,二人相約在一間旅社里見面。在旅社里,李可揚向維德講述了自己這幾年和一個神秘的“紫衣女郎”的情感糾葛。紫衣女郎叫楊海蘭。李可揚和楊海蘭偶遇在杭州公車上,楊海蘭“窈窕的紫影”在李可揚的腦海里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被這身“紫”所吸引。于是他想盡辦法接近楊海蘭,可是,剛交往不久,她不辭而別。這讓李可揚整天滿懷著“紫色的惆悵”,他每天都在尋找著這個紫色,幾經波折,他終于又找到這位神秘紫衣女郎。她也為他重新穿起紫色的衣裳,戴著紫色的花。但最后,她又一次選擇離開,因為她早已經有了心上人,只能拋棄李可揚,留下了那朵惆悵的紫花。    施濟美的《鳳儀園》中,新婚的馮太太為了讓丈夫去經受暴雨狂風的襲擊,接受苦難對人生的磨煉,她堅持讓丈夫遠行到海上去。可是丈夫這一走就再也沒回來,這一次海浪太大,丈夫葬身在海底。此后,馮太太帶著兩個遺腹子,在慢慢長夜中等待了十三年。終于她實在熬不住了,就為女兒們請了一位男教師。男教師叫康平,是一個尚未畢業的工科大學生。年輕的康平來到鳳儀園,被鳳儀園女主人的風華絕代的氣質和美麗的外貌所征服,不顧年齡的差距和世俗的眼光而堅決向馮太太求愛。此時的馮太太也渴望有一個能愛自己的異性,對于康平的求愛,她欣喜。可是很快她又覺得這是對死去丈夫的背叛,對原來自我的背叛,最終,她斷然拒絕了康平,又回到了原來的生活。
   施濟美的小說《鬼月》中,生活在鄉村沒有受過任何一種系統的新式教育的海棠與孤兒長林兩情相悅。但是繼母卻要將海棠嫁給比自己父親年齡還要大的宋老頭兒,海棠和長林決定在約定的日子私奔,可是到了那天,長林卻失約了。長林的軟弱讓海棠陷入絕望。在中元節的夜晚,她硬逼著長林和自己一起“舉身赴清池”,希望兩人可以在另一個世界里長相廝守,于是,她將長林推入河中,自己也跟著跳河自盡。
   女作家蘇青更是在自己的故事中扮演著自己。置身于戰亂之中,她只好寫女性個人小我的愛情婚姻生活。《結婚十年》鮮活生動地反映了當時上海的現代婦女所面臨的家庭社會等各種復雜問題。書中通過女性的視角,描述了一個女性面對婚姻的懵懂到平淡如水再到愛的蕩然無存與破裂的歷程,道出了婚姻之中的諸多苦楚。她從女性視角對夫妻十年婚姻進行了細膩描寫:有洞房花燭夜冷坐妝臺的尷尬、有婆媳姑嫂間難堪的相處、有生女兒遭到家族的冷落、有女性情欲的躁動和渴望、有丈夫移情別戀所帶來的苦惱等等。蘇青不渲染地娓娓道來卻讓人感動不已,讓人看透了那個時代婚姻的悲涼。蘇青將女性最日常的生活進行了真實的再現,匯成了一道真實的“女性生活流”。
   在淪陷區上海,面對政治上的禁錮與高壓, 作家們只能遠離民族壓迫與反抗題材,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表現淪陷區社會人們的歌哭淚笑。此時的楊絳通過戲劇創作來抒寫生活感受。她的劇作如同生活一樣本色自然,且又具有濃郁的幽默感。《稱心如意》講述了窮畫家與富家五小姐所生女兒李君玉因父母雙亡而來到上海投奔親戚,被踢來踢去無人愿意收留。而最終得到了徐朗齋舅公的愛憐收留并認作孫女,徐朗齋把李君玉立為他的大批財產繼承人,結果可謂稱心如意。《弄真成假》寫一個在一家保險公司上班的世世代代窮困的青年周大璋。他不甘于自己的命運,又沒有與命運抗爭的志氣。他夢想著做有錢人家的女婿享受榮華富貴,最后與虛榮善騙的張燕華私奔,假戲真做,令人啼笑皆非。這兩部戲劇是以家庭生活為題材,讓讀者看到了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看到大上海里的小社會全貌,具有很強的喜劇色彩與幽默感。李健吾曾說:“楊絳不是那種飛揚躁厲的作家,……她有緘默的智慧。……她才獨具慧眼,把線條勾描得十二分勻稱。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韻味盡在個中矣。”[5]
   在萬方多難的戰爭歲月里,在物欲橫流的都市社會里,女性文學呈現出特殊的純情與日常敘事,作家拋開國家宏大敘事,在硝煙之外慢慢道來愛情的純真、心靈的執著、情感的堅守,表現了特殊時期人類生活的民間性、個人性和通俗性,這里沒有硝煙,沒有刀光劍影,只有男女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只有情的真純。難怪有學者認為:“1937年至1945年中國真正有價值的現代文學是產生在淪陷區的作品。”[6]
   三、抗戰時期中日進步女性作家作品的戰爭敘事主題
   戰爭無論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對于人民來說都是殘酷的。日本的侵略戰爭帶給兩國普通民眾的永遠都是物質生活的艱難和精神生活的折磨。在恐怖政治的高壓態勢下,在戰火紛飛的氛圍中,很多中日女性作家開始了對于底層和女性的關注與書寫。
   (一)底層書寫
   1935年,作家白朗隨丈夫逃到上海,她親眼目睹了日軍對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的殘酷迫害。創作了系列反映淪陷區民眾的災難和憤怒,日軍的殘暴和人民的覺醒抗爭的作品。小說《輪下》以1932年秋天哈爾濱的水災為背景,水災過后,難民搭建了臨時房屋,形成了大片難民區,當局去要強拆難民居住區,難民請愿卻遭到了粗暴對待和侮辱,造成了難民和警察以及日本憲兵的搏斗廝殺,終因寡不敵眾傷亡慘重而失敗了。最終大量難民被俘,婦女孩子命喪囚車輪下。作品生動地表現了被日軍和偽滿政府雙重殘暴壓迫下中國普通百姓不屈不撓、頑強抗爭的精神。小說《生與死》塑造了一個監獄女看守安老太太的形象。文中的老婦人原本只是一個有著慈愛的心的普通婦女,她看守著特殊監牢的八個女政治犯,但當她看到了日軍的兇殘,看到了女政治犯們的正義和堅強,逐漸被抗日革命思想所感染,為她們偷偷傳遞家信,遞送衣物,并在寒冷的冬天用自己的薪水為女政治犯們買棉衣,后來,自己的兒子被日軍殘忍殺害,兒媳被日軍奸污而自殺,安老太太徹底走向了覺醒和反抗,最終,她巧妙地放走了八個女政治犯而受到了日本人的嚴刑拷打,但她毫不后悔,她說:“一根老骨頭,換了八條命,還不值嗎?”[7]安老太太五天后被殘忍殺害。
   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生長在豪門的梅娘對淪陷區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有著十分敏銳的洞察力。“底層書寫”也成了她在1940年的作品集《第二代》的敘事基調。這部作品集“磅礴著作者的熱情與哀憫的情緒,去描繪了沒有階級的人們(大人與幼童) 的苦難的生活的情形。”[8]值得指出的是,梅娘在20世紀40年代的創作是一種疏離性寫作。即寫作中與政治保持距離,既不正面肯定,也不直接否定。這是一個中國女作家對日偽政治的沉著抗爭。對于淪陷區居民的艱難生活,梅娘用自己的系列小說作了一種生動見證,塑造了掙扎于淪陷區苦難生活中的居民群像,體現了中國女作家對日本侵略者奮力抗爭的精神。梅娘筆下的那些在生與死邊緣掙扎著的被壓迫者、被踐踏者,有《最后的求診者》中吸食鴉片中毒的夫妻,《花柳病患者》中染了性病的瓦匠,《追》中掙扎在生死之間的妓女,《六月的夜風》中粗俗蠻橫的鐵匠。他們都以近乎非人的狀態匍匐在都市的底層角落。短篇小說《侏儒》主人公是一個丑陋男孩,他是鄰家老板與情人的私生子,最終卻被老板娘折磨虐待成侏儒癥患者。但他外丑內美,內心善良,最終為了保護“我”而被瘋狗咬死。《春到人間》寫了三個浪蕩年輕人企圖劫財劫色,誘騙年輕女性,揚言招募話劇演員。沒想到,他們聰明反被聰明誤,偷雞不成蝕把米,詭計被三個妓女看穿,妓女們逢場作戲套取了他們的金錢。    進步女性作家們直視殖民地社會中生命的真實,她以悲天憐人的情懷替這些手無寸鐵、全無反抗能力的草芥之民傳達出了一種生活的無奈感、痛苦感、危機感、毀滅感,表現了對世間一切受苦受難者的關懷。
   (二)女性關照
   自古以來,殘酷的戰爭一直被認為是男人的天下,然而,戰爭從誕生之日起便無法將女人排斥在外。隨著戰爭的演進,女人在戰爭中的角色意識也在不斷被加重。抗戰時期,來自民族的欺凌、階級的仇恨和男權的壓迫等各種力量齊集在女性身上, 女性的喜怒哀樂、愛情婚姻和生存境遇也一直被作家尤其是感同身受的女性作家所關注,很多女性作家從女性意識出發,思考戰爭背景下著女性的婚戀問題和人生出路。
   梅娘在1941年發表的《僑民》對身處宗主國日本的朝、滿“僑民”的精神狀態進行了速寫。在從大阪開往神戶的電車上,靠公務員的微薄收入度日的“我”與一對朝鮮夫婦相遇。我們三人都屬于日本“僑民”。朝鮮男人看“我”容貌衣著較好,便裝成高貴人的樣子居高臨下地對她卑微懦弱的妻子頤指氣使,一面指使她為“我”讓座,一面又喝令她迅速整理包袱。朝鮮妻子只是惶惶不安,怯怯聽命。“我”的情緒十分復雜,一方面同情他們屈身于宗主國的“僑民”身份,一方面憤怒于他們身處“僑民”地位的自我奴性,更憎恨的是同民族壓迫一起直接作用于女性的男權中心社會的性別壓迫。在此,梅娘傳達出了女性作家在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下的家國之思。
   《動手術之前》講述了一個“誘奸”故事:“我”因為與丈夫吵架出門散心邂逅了一位男士,在對方的花言巧語下被“誘奸”。歡娛過后卻是倒霉和不幸——“我”不僅染上了性病,還懷上了對方的孩子。躺在手術臺上的“我”掙扎在復雜的情緒旋渦中,有對自己生命的擔憂,有對花心而不負責任男人的憎惡,更有對女人卑微地位的憤慨不平。“我”慷慨激昂置疑兩性不公:“什么都是你們,你們男子逼得女人那樣,你們握著幾千年賡續下來的優越的地位,在社會上橫行……你們這群鬼,這樣用女人的寶貴的血液培育出來的吸食女人青春的鬼”[9]。梅娘從女性主體出發探討生命存在的意義,她站在女性關懷立場,以憐惜同情的柔腸為那些遭受肉體精神的強權摧殘,失去了人的尊嚴乃至生存權利的女性低吟著一首首充滿人道主義的悲歌。學者張中行這樣評價梅娘:“作者其時是個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鮮明的悲天憫人之懷。”[1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隨后,以中美蘇為首的盟國在東京設置遠東軍事法庭,在轟動全球的“東京大審判”中,28名日本甲級戰犯接受了正義的審判。與此同時日本國內對侵華戰爭,對士兵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鼓吹戰爭的作家們開始了自我反省,文壇上開始出現批判戰爭的文章。林芙美子也開始了反戰文學的創作。
   縱觀林芙美子的文學活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1]。三個時期中,作者對戰爭的態度是:不關心——支持——反戰。戰后的林芙美子看到了戰爭給日本國民帶來的傷害。從1946年1月起,她連續發表了《吹雪》《雨》《浮云》等作品。描寫了戰爭導致的平民的悲慘生活,尤其是因為戰爭受到傷害的女性。“林芙美子的戰后反戰作品,深受在戰爭中受到傷害的社會底層人的歡迎,人們都把它當作是自己的代言人。”[12]
   長篇小說《浮云》講述了作為打字員被派遣到越南的幸田雪子與工程師富岡兼吾在戰時,戰后悲歡離合的故事。雪子從靜岡的女校畢業后寄宿于伊庭杉夫的家并與杉夫保持著不正當的關系,后來她去了越南,在那里邂逅了已婚的富岡,開始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戀愛。戰后,富岡和雪子均被遣返回國,但是雪子無法忘記富岡,仍然與其保持著聯系,為了生計,她先后與一個美國士兵及杉夫生活在一起,最后拿著杉夫的錢與富岡一起去了種子島,到達島上后因為肺結核而死。雪子回國后,她拜訪了比她早回國的富岡。富岡在回國之前曾和她約定“和妻子分手,以此作為迎接你的禮物”。但富岡回國后面對翹首以盼的父母和妻子,打消了結束家庭的想法,他對雪子已經無動于衷了。富岡再次與雪子見面時,作品寫道:“遠遠地望著雪子,富岡沒有絲毫的感動,……壓抑住焦躁的心情,富岡向雪子走去。”富岡給發生變化總結的答案是:“只要沒有戰爭,我就不會與這個女人相識,也不會去越南,而是作為一個正直的人過著上班族的生活。”林芙美子向讀者展示正是這場戰爭造成了這么多的人間悲歡離合。不難看出,戰爭導致人們對戀人的愛、對家庭的愛都消失了。更加悲慘的是,戰爭結束后,人的靈魂已經隨著戰爭消失了,只剩下一個軀殼,孤獨空虛,這也代表了當時整個日本社會人們的精神狀態。
   白朗作為一位東北淪陷區的女性作家,戰時她創作了很多關注女性命運的作品。很多作品延續了五四新文學對婦女個性解放的思考。小說《叛逆的兒子》的主人公銀娜是鄉村清白人家的女兒,讀過兩年私塾,被父親嫁給了紈绔子弟。婚后丈夫肆意揮霍,抽大煙、逛窯子,下流事做盡。當家產被敗光后,銀娜被丈夫以一千大元的價格賣到了妓院,自殺未遂后被柏年父親贖回做了一名小妾。但銀娜不善周旋常遭打罵,最終選擇和柏年一起逃離吳家。小說《四年間》是一部最能體現白朗才情的作品。探討了女主人公黛珈在家庭和事業之間的矛盾和抉擇,揭示了女人在如何婆媳相處、生兒育女等家庭問題中扮演好角色。黛珈勇敢追求愛情,最終沖出家庭阻撓與愛人結為夫婦,但已婚之后,先后多次懷孕、生產、嬰兒夭折,肉體精神受到雙重打擊,尋找工作卻又四處碰壁。作品反映了趨炎附勢的男權社會對一個有才情、有抱負、追求獨立、可望有所作為的女子的無情打擊。
   有人說,女性在戰爭中受到的傷害就是這個民族最大的侮辱和創傷。抗戰背景下,中日進步女性作家以她們筆下女主人公的人生際遇向世人表明,女性要想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解放,首先要學會自我強大、自我救贖,在此基礎上,一方面要反對階級與男權的壓迫,另一方面還要投身于民族國家的解放事業中。
   綜上所述,全文通過對抗戰時期中日進步女性作家的創作情況以及研究現狀進行梳理與總結,以女性與戰爭為切入點,來探討戰爭對女性作家及其創作主題與形式的影響,進而探索女性文學在抗戰時期所體現的獨立性、文化性、意識性等特征,并進一步反觀中日女性作家精神意志和情感狀況,進而全面了解日本侵華時期中日文學、文化的內涵思想及意義,進一步理解女性創作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比較而言,日本具有反戰思想的進步女性作家在批評戰爭時,大都站在平民的立場,以描寫戰后日本國民的悲慘生活為主線,固然有鮮明的反戰傾向,這無疑可以讓日本國民認識到戰爭的罪惡和危害而站在反對戰爭、斥責戰爭的立場,但是一味地強調戰爭對日本國民造成的傷害,對日本國家造成的損失,而沒有從最根源處深刻剖析侵華戰爭的起因,沒有主動表現戰爭對被侵略國家的危害以及造成的損失,這是日本戰后女作家反戰文學中一個很大的缺失,這與日本社會背景、創作氛圍以及女作家們個人思想的局限性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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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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